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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体系构成三大支柱 ——访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

发布日期: 2019-10-10浏览次数:

  质量宏观管理的内容是什么?在质量宏观管理中,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应该如何定位?全球化时代,质量宏观管理怎么管?记者就此采访了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教授。

  “微观质量管理研究个别质量现象,主要是企业(或其他单一组织)对个别质量管理的方法与手段。相对于微观质量管理而言,宏观质量管理研究一个区域内的总体质量现象,主要内容是政府和社会对总体质量管理的方法与手段。”程虹对记者的采访进行了回答。

  程虹于2008年在武大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创性地提出了“宏观质量管理”的研究领域,并就宏观质量管理的科学范式、基本原理、模型体系、指数测评和质监体制改革,进行了基础性、战略性和应用性地系统研究。

  程虹认为,宏观质量管理体制由3个体系共同构成:市场质量监管体系、社会质量监管体系和政府质量监管体系。

  所谓市场质量监管,就是依靠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主要是指一些市场中的盈利性机构,对质量进行监管。社会质量监管,就是指一些非盈利的社会组织,从事的对质量监管的行为。政府质量监管,就是指由政府成立的专业质量机构,对质量进行的监管行为。

  程虹说,这三大体系构成了质量宏观管理的三大支柱。无论是市场监管主体的发育,还是社会质量监管的推进,都有赖于政府的制度安排和积极引导。特别是在极少数关键质量安全领域,政府的质量监管更是起着直接的主导作用。因而,宏观质量管理体制就是:以市场质量监管为主体,社会质量监管为基础,政府质量监管为主导。

  一个真正有效的宏观质量管理体制,是与以上3个主体作用的共同发挥密切相关的。比如,新闻媒体在质量监管中最大的作用是提供质量问题的线索,然后市场主体基于这一线索进行专业性的检测,政府主体对这一有专业检验结果的质量问题作出最后的处罚。

  程虹提出,宏观质量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促进区域内总体质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总体质量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安全的基础,更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

  总体质量发展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第一,完善的质量领域的法律、标准、监管、信息和市场制度;第二,充分投入的质量检测、认证、计量、统计和工程技术;第三,以道德追求和信用自律为核心的公民质量文化。除以上3个要素外,诸如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以及稳定的政府管理等因素,也都对总体质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目前,在对经济发展衡量中,多是数量指标,如GDP等。单一的GDP发展指标,已经广为人们所诟病,其主要理由是GDP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对福利的影响。人们既需要反映经济发展的GDP等数量指标,又需要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指标。为此,学术界开发了诸如社会发展指数等不同的衡量指标,力求弥补GDP衡量的部分缺陷。

  在美国广为应用的衡量经济质量的指标是顾客满意度指数,试图通过基于顾客的满意来反映产品的质量程度,从而判断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2009年1月,程虹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对“宏观质量管理”进行计量的专业论文———《我国区域总体质量指数模型体系与测评研究》。在这篇论文中,程虹提出了对既定范围的质量发展水平衡量的TQI指数。TQI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区域质量发展的现状和不同领域质量发展的差异,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质量发展对策。

  程虹认为,随着竞争的不断升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发展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在区域竞争过程中,既要衡量区域竞争的数量,又要衡量区域竞争的质量。离开了TQI的衡量,必然陷入对区域整体质量发展的模糊性判断,导致对策和决策失灵。

  质量宏观管理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如何定位,程虹结合国内外情况进行了战略性的理论研究。

  程虹认为,政府质量监管最重要的职能,自杀造成的车祸死亡赔偿金是多少,是为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的建立提供有效的制度平台,这就是政府质量监管发挥主导功能的含义所在。特别是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市场、社会和政府自身这3个质量监管主体,确定相对清晰的监管领域,以及不同的监管职能。

  政府的质量监管主要集中在极少数的关键质量安全领域,要配备完整的机构、人员、经费和高水平的检测实验室,确保涉及人的质量安全底线。政府有限的监管资源,必须投入到有限的关键领域,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

  政府还可以通过政府质量奖的设立、严格的司法功能的发挥、对质量检验检测的购买等方法,建立起对微观质量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对于我国现有宏观质量管理体制,程虹认为其主要特征是“过渡性”,也就是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监管体制过渡。这种“过渡性”的特征,是我国现有质量监管体制的最基本国情。“过渡性”的质量监管体制,对于近些年来“中国制造”的崛起,也就是对提升我国总体质量的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的制度性激励和监管功能。同时,“过渡性”的质量监管体制,也面临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众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赵陕雄)《中国质量报》